不允许中国发展，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一直是列强特别是日本始终不变的国策，我们对此应该有着最痛切的历史教训。国与国之间有合作，但更本质的是竞争、冲突和冲突的极端形式-战争。合作是暂的、有条件的，竞争和冲突是绝对的，是历史的主轴，因此，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最多也只能做为权宜之计），这种说法既没有什么经得起推敲的理论依据，更不符合事实和历史经验。不要说中日两国这样的地理上、历史上的死对头，即使是60年代的中苏分裂也足以说明任何国家都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唯一的行动准则，而没有给道德留下任何空间。当年中苏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面对共同的敌人，而且中国低下的科技水平使中国不可能对苏联形成威胁，但中苏还是分裂了，并进而走向了尖锐的对抗。个中缘由头绪很多，但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不愿看到一个日益发展、日益强大的中 国和它比肩而立,哪怕仅仅有这种趋势还远未成为现实也不行。 如果有着共同意识形态，共同敌人，一强一弱的中苏都可以分裂，那么所谓和平与发展是当代试题的咒语主导下的中国政略、战略及外交的虚幻性、脆弱性、危险性就十分的明显了。 之所以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主题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一厢情愿，起着麻作用的有害的学 说，原因如下∶
一 列强打击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其一贯的国策。
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教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得出这样一条历史规律∶列强打击（包括用全面战争手段）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其一贯的国策。在过去的160年是这样，在今後的160年仍然是这样。
二 发展就意味着危险和威胁，没有“战争权”就没有发展权。
发展就意味着危险、威胁，这是世界历史的通则。只有在中国历史上才有特例，如大汉王朝在当时的地理极限内打败所有对手之後，就可以“关起门”发展了，并进而产生了“天下主义”。因为不论从人口、军事、经济、文化任何一方而衡量，没有任何族群和大汉族比肩甚至看不到任何族群有这种比肩的潜质。
在战国时代，一国的发展就意味着对另一国的威胁，这才是世界历史上的通则，也是西方外交的核心和基石。西方外交的鼻祖是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正是他第一个在外交领域走出了中世纪的“蒙味”，开创了现代外交抛弃任何道德与宗教的束缚，一切以国家利益为 轴心旋转。他制定的外交政策使法国受惠200余年，主宰欧洲，而他策划的30年战争则使德国生灵图炭，分裂为诸邦小国，永远处于动荡之中，直到卑斯麦统一德国。而德国统一进程表明，没有卑斯麦的“战争权”，就没有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发展权。
三、军刀下的现代化，中国唯一的选择
中国威胁论是完全正确的，这正是典型的西方思维。“我关起门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招谁惹谁了？”这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能和“国际接轨的”。在战国时代，在国家利益这一残忍的领域，容不得任何温情，谁要看抱着一丝一毫的幻想，谁就会遭到大历史残酷的惩罚，中国的发展对日本等当然是威胁，中国自己可以不这么看，但中国几乎不可能改变日本等列强这种已经和“国际接轨”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所以我们的思维基点应该是也必须是∶中国的发展就是对日本等的威胁。
按“理”说，每个国家，民族都有生存权，发展权，比如中国经济发展了，就要进口石油，为了保护生态，中国封山育林，就要进口木材等原材料，这是再自然不过，再有“理”不过的事情了，但列强有列强的“理”，象中国这样的大块头，要是2010年石油采购达到1亿吨， 2020年采购达到2亿吨，列强会容忍吗？
争夺基础性生存资源（包括土地、海洋）是历史上绝大多数战争的根源，在这个信息化时代会有变化，但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发达、先进、文明如以色列，不是为了.大的地方（包括争夺水源）和阿、巴打了50年，还在一天不停的打吗？为了争取再正当不过的发展权（除非中国人永远安于贫困、连发展仅也放弃），中国就要准备战争，这不是由我们决定的，更不是由我们中的一些善良人士的善良愿望决定的，事实上这是由“国际惯例”和列强决定的。
中国20年来的和平与发展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列强已经准备再一次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要发展，要维护自己的发展权，就要准备战争，只有准备打仗才能蠃得发展有空间和时间。 20年来和平牧歌式的发展已经终曲，下一个上演的节目是也只能是∶军刀下的现代化。
